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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十年 | 王身敦访谈

游乐场中从大陆到香港旅游的游客,香港,1986 年。

 


 

编者:

王身敦,1983 年加入合众国际新闻社,开始摄影记者生涯。一年半之后,随着路透社收购合众社图片业务,王身敦开始了他在路透社的20 年工作历程,报道了各种新闻事件,逐步成长为首席摄影记者、新闻图片副总编,并于1998—2004 年负责整个大中华区的报道。2004 年王身敦离开路透社进入盖蒂图片社,工作了四年之后,他选择离开新闻摄影领域,以独立摄影师的身份开始《漫游中国》项目的拍摄,至今已走过中国大部分省份。

 

在此项目进行十年之际,本刊围绕王身敦的摄影经历、摄影理念以及《漫游中国》项目对他进行了专访,以期呈现他对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的深入思考和理解,为同行提供一些参考和启发。

 


 

 

“新闻照片要保留当事人的尊严和优雅”

 

中国摄影家(以下简称中):在成为摄影记者之前,你是怎么接触摄影的?是受家人或其他影响吗?

王身敦(以下简称王):小时候我家里有一台照相机,但其实没有人会用。最主要的影响来自我邻居,他年纪跟我一样,我们经常一起玩,他父亲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所以他有时也会拍照片,我就跟着看一下。但那个时候我对摄影没有太大兴趣。

 

一直到读高中的时候,我去图书馆看杂志,看到了《美国国家地理》和《生活》杂志,虽然《生活》那个时候已经停刊,但还能看到以前的杂志。《生活》杂志有一期刊登了一张王小亭拍摄的日军飞机1937年8月28日轰炸上海南站的照片,照片中一个幼儿坐在月台上大哭,旁边是被轰炸后的废墟。《生活》杂志对这张照片介绍得很详细—它如何影响了美国的舆论,促使美国支持中国抗日。虽然那张照片后来证明是摆拍的,但那个幼儿确实是轰炸中的受害者。那张照片让我觉得摄影太有意思了。那个时候我跟其他年轻人一样,都在思考将来要做什么,于是我决定用摄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中:那时就认定了以后要做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吗?

王:是的,后来我去学摄影的时候,那些商业的课程作业我都不做,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总是问摄影人,你为什么要摄影?很多人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必须在最初就搞清楚,否则将来你一定会遇到职业上的困惑、挫败,会陷入痛苦和混乱。

 

江都车站等车的人,江苏,1983 年。

 

游客在公交车站等车,江苏,1983年。

 

:你先后在合众社、路透社、盖蒂图片社工作过,这三家通讯社(盖蒂图片社兼具通讯社和图片社的功能,故将其统称为通讯社—编者)各自的工作特点是什么?你更喜欢哪家通讯社的工作?为什么?

王:上世纪80 年代世界上最大的两家通讯社是合众社和美联社,它们获得了很多普利策奖,各自拥有一批优秀的新闻摄影师。但那个时候合众社属于私人性质,没有上市,不像美联社那样由美国报纸联合起来供养,所以它的财务状况不好,一直在走下坡路。1985 年,想要拓展业务的路透社收购了合众社的图片业务,我就跟着到了路透社。算起来,我在合众社只呆了一年半。

 

从1985 年1 月1 日进入路透社,到2004 年10 月31日离开,我在路透社呆了20 年。路透社是我学到最多东西,也是我最尊重的通讯社。至少在我工作的时候,它是真正独立的通讯社,很中立、很客观地去采访事件,没有给摄影师任何商业上的压力。

 

2004 年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同事去了盖蒂图片社,他邀请我也过去。那个时候我是路透社亚洲区的二把手,我想要做一些新的东西,但很难。可能当时路透社商业上的成功让它没有意识到需要作出改变,它的很多摄影风格还是很保守,很僵化,就是要为报纸服务,而没有注意到互联网等新的领域。所以我觉得在路透社学不到更多东西了,我就在2004年去了盖蒂图片社。

 

盖蒂图片社是通过收购很多小的图片社完成自我发展的,每一家小图片社都有自己的长处,盖蒂就吸收它们的长处,避免短处,所以做的越来越好。但盖蒂最初是由在投资银行工作的马克 · 盖蒂(Mark Getty)和乔纳森 · 克莱恩(Jonathan Klein)投资的,他们就是想通过图片社赚钱,所以盖蒂的整个文化就是钱。这会影响摄影师的工作,很多摄影师会在新闻和公关之间摇摆,至少我在的时候是会这样的。2008年我的朋友因为“办公室政治”离开,我也跟着离开了。

 

中:你最喜欢的是路透社的那20年。

王:是的,可能跟年纪也有关,从20多岁到40多岁,我是在路透社成长起来的。

 

怎样才算一张好的新闻照片?

王:我认为新闻和纪实摄影是一种怜悯的艺术。好的新闻照片应该是中立客观的,有一个普世价值观,要有深度,要传递出正面的讯息,更重要的是在照片中保留当事人的尊严和优雅。

 

抱着孩子的女人,长春火车站,1985 年。

 

长城,北京,1985年。

 

“新闻是一个个散点,而我更喜欢看一个大的面,看中国老百姓过日子”

 

你最早来中国是什么时候?

王:1983、1985年我作为一个背包游客,两次到中国拍了很多黑白照片。那个时候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地方还是原来的样子。拍完回到伦敦之后,我看着那么多底片,觉得应该把照片挑一遍,不好的就不留了。那个时候年轻,觉得拍得不好以后还可以再去拍,精益求精嘛。我就把不好的底片扔掉了,留下三四十张好的,就是现在你能看到的那些。我觉得这是个悲剧吧,但也是一种动力。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我不小心把那些底片扔掉,我的潜意识才推动我来中国拍照片,不能再错过了。那些底片留着,可能也达不到我现在的要求,最多就是留下一些历史。就像我们在朋友圈看到的一些老照片,它们真的拍得很好吗?只是一种怀旧吧;也好像我们小时候钓鱼,没有钓到的那条永远是最大的。从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摄影的历史来看,我觉得没有什么损失。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拍照片拍的好的有很多,这不是那时候的我能拍出来的。

 

1989年6月我作为记者也到中国拍了一些照片。再后来是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那个时候我已经是新闻图片副总编了,我带着十多个摄影师到北京,采访拍摄邓小平的葬礼和中国的反应。因为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所以西方媒体很关注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就是那一趟我看到中国的很多改变,所以1998 年我决定到中国,不管是拍,还是经历,我想要见证中国的改革开放。

 

学生走出当地餐馆,大理古城,2013 年10 月。

 

餐馆外面,一名女子推着老人走过,一位母亲在喂孩子吃饭。武汉,2011年12月。

 

2008 年你离开盖蒂图片社之后开始漫游中国,从摄影记者到独立摄影师,这种身份的改变对你的拍摄有影响吗?你的视角是否有所变化?

王:有很大的变化。我在通讯社的工作就是“打工”,所谓“打工”,就是要把雇主交付的工作做好。而做独立摄影师,我是跟着自己的心去做的,所以关注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新闻是一个个散点,而我更喜欢看一个大的面,看中国老百姓过日子。

 

从第一天在合众社工作时我就发现了,通讯社有通讯社的风格,那不是我的摄影。所以那个时候除了工作,我会拍一些自己的照片。离开盖蒂之后,我坐下来跟我太太商讨我们能够做什么。她一直帮我理财,她说你现在可以提早做你很想做的独立摄影师,虽然我们不是很富有,但应该能够负担。我就说,好啊,那我就不打工了。我是一个minimalist(极简主义者),相信Less is More(少即是多,简单的东西往往带给人更多的享受)。

 

我把过去二三十年拍的照片拿出来看,很快我就把所有通讯社时期拍的照片筛选出来,因为那不是我的心带我去拍的照片,也不是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除了风格的问题,更可怕的是版权的问题。所有照片都是通讯社的版权,我只有创作的版权,我如果出一本书,或者做一个展览,我得去通讯社那里申请,等它同意,然后把照片调出来用。我可以说那是我拍的照片,但我不能随便用。

 

从一家咖啡馆向外看八廓街,拉萨,2016 年9 月。

 

现在很多摄影师的问题是没有把摄影分好,他会觉得工作就是他的摄影,但工作从来就不应该是你的摄影。你不可能有同样的感情放到工作上去。就像诗人自己去感受写出来的诗,跟他写出来卖给别人的诗是不可能一样的。

 

现在作为独立摄影师去拍照片,我感觉很累,因为我是去看,去读,去感受了以后,把我的感情放进去了。我感觉我不是在拍照片,而是在传递一种感情。比如你看家里的老照片,你不可能拿着照片说,它的技术含量有多高,颜色、构图有多好,而是会立即进入当时那个场景、那个环境、那个气味。在你面前的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种感情。

 

为什么我拍照片不剪裁?除了一开始学摄影的时候,尽量不剪裁是为了做练习。但后来不剪裁是因为我要跟看照片的人交流,传递我的感情。我想要他们感受到那一瞬间我为什么按快门,照片的构图、元素、层次都是最好的。如果后期进行剪裁、调整,就把很多东西改变了,就传递不出那一瞬间我的感受了。

 

 

“纪实摄影要独立,要有风骨,遵从自己的内心,不受任何影响”

 

你曾经说过“摄影,尤其是纪实摄影,最重要的是‘独立’两个字,那是一种风骨”。该怎么理解这句话?“独立”具体指什么?

王:“独立”就不会受其他因素影响;有“风骨”就不怕,无所畏惧。如果这两个都能做到,你就可以做很好的纪实摄影师。当然在现实中会遇到很多限制。有些人说现在什么都不让做,但“不让做”跟“做不做”是两回事,“不让发”跟“有没有拍”也是两回事。现在也许没有办法看到一些作品,但既然拍了,总有一天会被看到。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不能强求每一个人做到。就像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尽量去做吧。我举个例子。德国纳粹统治时期有两种摄影师,一种是相信纳粹统治,为他们做宣传;一种是像奥古斯特 · 桑德(August Sander,1876-1964),他知道他的照片不能用,但还是在拍。后来他的照片发表出来,我们能明显地看到他是非常同情犹太人的,是有很多情绪和讯息在里面的—他认为当时纳粹的政策和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如果他没有把普世价值观摆好,他的作品就会跟宣传照片一样。

 

两名服务员手捧茶杯坐在麻将馆外面,重庆,2011 年4 月。

 

藏族女孩准备表演传统的弦子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2017年2月。  

 

这是你心目中理想的“纪实摄影”吗?

王:是的,纪实摄影要独立,要有风骨,遵从自己的内心,不受任何影响。人总要有一个方向,一种追求。

 

你怎么看中国纪实摄影的现状?

王:国内外的纪实摄影师大部分都面临着生活的压力,所以在拍摄时都会考虑能不能用,能卖给谁,反而没有了做纯艺术的冲动。其实国内外很多艺术工作者并不是单纯靠艺术赚钱,他们会有其他工作收入。凭什么摄影师就觉得每一分钱都要从摄影来呢?这样会影响艺术创作,就不是纯粹的艺术了。

 

还有一个问题,国内很多摄影师拍单幅照片的能力有待提高。摄影师拍的故事有没有深度,就看摄影师有没有深度。优秀的摄影师用15张照片就能讲好一个故事,每张都有不同的层次和元素。但如果摄影师深度不够,他可能需要100张照片去讲故事,虽然也能把故事讲清楚,但每一张都不是那么好。我看过很多奇怪的照片,一张是走路,一张是买菜,一张是睡觉,就这样把很多平庸的照片堆叠在一起。这可能跟媒体传播也有关系,现在互联网媒体越来越多,他们可以用很多照片,即使你用两张很棒的照片把故事讲清楚,他们也不敢用。

 

左臂受伤接受手术后依然坚持打球的篮球队队长,2012 年2 月。

钢琴表演后手拿证书的孩子,2010年11月。

 

“摄影是我感受世界,也是跟人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

 

虽然你出生在中国,但你在国外长大,你的视角必然跟中国人自己看自己不一样。在你之前,也有不少外国摄影师到中国拍摄,比如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何奈 · 布里(Rene Burri)、马克 · 吕布(Marc Riboud)等等,与这些“西方人看中国”的作品相比,你的中国作品有何特殊性?

王:我跟他们的作品在视觉语言上有相似之处。区别是他们很出名,而很少有人认识我;他们来中国的时间都不长,而我在中国生活了20 年;他们来中国更多是工作,而我没有想要拍什么照片,我有点像“细水长流”。

 

《漫游中国》从2008年到现在拍了有10年了,有没有想过出本书或者做个展览,也算是一个总结?

王:《漫游中国》代表了我现在的状态和在做的事情。10年不长,我还要继续漫游,直到我走不动吧,虽然大部分省份我都去过,但还有那么多小的地方,我还远远没看够。有一些照片是一年能拍到,有一些需要两年、三年,有一些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拍到,所以“漫游中国”是一个很虚的概念。但如果把这些照片集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我要很谨慎,很认真地去做。我曾经想挑出100张照片,出本书。我设定了一个标准,以前达到这个标准的可能有100张,但过一段时间去看,只有70、80张,再过一段时间去看,只剩50张了。所以再等一等吧。

 

你去了这么多地方,有没有哪一次拍摄印象最深?

王:2008年汶川地震,我看到了当时的中国国情,政府对突发灾难的反应,对新闻报道的态度,从管控到支持,还有一些记者的面目。当时我是作为盖蒂图片社新闻摄影总监和大中华地区首席摄影记者去的,我拍的主要是新闻照片,没有自己的东西,如果是我个人去,我根本不会去拍,你去帮忙不是更好吗?三年后我回去那里,想看看他们生活得怎样,我没有打扰任何人,很安静地去记录。

 

非常感谢!

 

学校,新疆喀什,2014 年5 月。

 

抱着孩子的游客,杭州西湖,2013 年3 月。

 

石桥下卖西瓜的女人,苏州,2012年8月。

 

一个藏族妇女拿她女儿的鞋子,在嫣然天使基金会的帮助下,她女儿正在接受唇腭裂手术,青海西宁,2013年8月。

 

一个藏族父亲和他的女儿,在嫣然天使基金会的帮助下,医院为这个小女孩动了唇腭裂手术,青海西宁,2013年8月。

 

昆曲演员顾卫英在上台表演前查看她的手机,北京,2012 年5 月。

 

农村男孩,新疆喀什,2014年5月。

 


 

作者简介

王身敦,英籍华裔独立摄影师,现在北京居住,在中国工作。

1983年加入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UPI),开始摄影记者生涯。

1985—2004年,先后在路透社(Reuters)任助理编辑、摄影记者、首席摄影记者、新闻图片副总编,工作地点包括香港、伦敦、新加坡、北京。

1998—2004年,担任路透社北京分部首席摄影记者,负责大中华区的报道。

1998、2003年担任“荷赛”评委。

2004年加入盖蒂图片社(Getty Images),在中国建立并负责运营了盖蒂第一个编辑部,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

过去30年,王身敦的报道涵盖奥运会、重大自然灾害、地区冲突、政治活动等。目前他正在中国进行广泛的旅行,做一个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个人项目。

 


 

采访/段琳琳

本文有删节,更多精彩详见2018年6期《中国摄影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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